在国外工作生活的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关注欧美主流媒体有关中国的评论和报道，总的感觉是，在全球信息化的今天，中西方之间的沟通似乎要比冷战时还要来得困难。

　　记得80年代初刚到法国的时候，有一次学校组织中国留学生去一家地方报社参观。社长亲自接待，几个小时后当我们离开报社时，有关我们访问报社的消息和照片已经印在了刚刚出版的报纸上。这则消息还向法国读者建议，邀请中国留学生去家里做客。之后，几乎每个周末我们都会收到去法国人家做客的邀请。通过交流，我们惊讶地发现，尽管中法两国在意识形态、发展水平上存在巨大差别，但是我们与这些可以称得上是知识分子的法国人之间的交流却没有多少鸿沟。一位法国教授曾经感慨地说，你们初到法国，法语还不够流利，但是我与你们之间对话的共鸣可能远远大于我与巴黎远郊失业的法国年轻人之间的对话。我注意到，这些法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文化非常佩服，对刚刚开始的改革开放充满期待，即便是对“文革”这样的灾难性错误也往往从“初衷是好的”的角度予以理解。这些法国知识分子的观点在西方有一定代表性，而且反映在当时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的评论和报道当中。这些对中国相对友善的报道，不仅影响了普通民众对中国的印象，而且也配合了冷战大背景下西方国家政府与中国积极交往的政策。

　　20多年过去，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信息和网络技术高度发达，依然号称是“主流”的传统媒体，实际上已经不再是民众获取信息的唯一来源。不但大量传统媒体的读者转换身份成为网民，而且有更多的从来不读报的民众也加入了网民大军。网民们不仅是信息被动的受众，也同时是信息的主动发布者。随着网民的数量的增长，网民们支配话语权的能量也在扩大，反过来牵制主流媒体的舆论走向甚至政府的政策。西方的广大民众最关心的不是国际大格局，也搞不懂全球化，但却可以从他们自身感受做出自己的判断，并把自己的感受发布在网上与其他人分享。

　　对许多西方民众来说，“中国”不再是一个遥远和抽象的文明古国，而是超市中各类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中国制造”。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固然降低了西方民众的生活成本，但也使许多从事同类产品的制造加工的西方普通工人面临失业危机。这些普通的失业工人不会理解国际经济和产业调整的大趋势，只能凭直觉迁怒于“中国制造”。法国网民中就出现过“抵制中国货”的倡议，但是马上就有网民这样回应：“抵制中国：我们首先要脱光衣服，把手机、鼠标、键盘、计算机屏幕、LCD、MP3、手表、汽车附件、摩托车等等从窗户口扔出去。各位做得到吗？”抵制中国产品做不到，西方民众对中国的误解也不会在短期内消除。

　　这就是为什么在全球信息化的今天，中西方之间的沟通要比冷战时期还要来得困难的原因。相比之下，20多年前，中西方之间只要是做到少数“精英”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沟通，就可以影响主流媒体的舆论以及政府的对华政策；而今天，中西方之间面临的课题是广大“草根”或者说是老百姓之间的互相理解和沟通。

　　所以，面对西方媒体的涉华歪曲报道，我们一方面要有理、有力、有节地予以驳斥，另一方面也应该做必要的公关。公关的对象不仅是媒体精英、政府官员，更应该直接面对广大西方公众。我认为，只有不断加强民众之间的沟通，才是解决中西方交流障碍的长久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