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要讨论的不是一般国家的双边关系，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盟国关系，而是特指在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两个最主要的国家——中国和苏联之间的同盟关系。研究这一问题的重要意义之一在于，中苏关系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命运，更直接影响和改变了整个冷战时代世界政治的格局：1950年代初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最终决定了美国远东战略的走向，于是冷战从欧洲扩展到亚洲；1960年代初中苏同盟关系的破裂，最终导致中美关系趋向缓和及正常化，以至中国实际上退出了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对抗为标志的冷战舞台。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对中苏关系历史的讨论，是国际冷战史，尤其是亚洲冷战史研究中最令人感兴趣的课题。

      在半个多世纪的冷战历史中，中苏关系经历了结盟（1949-1953）、蜜月（1954-1957）、分歧（1958-1960）、破裂（1960-1964）、对抗（1964-1979）以及走向正常化（1980-1991[1]）等不同阶段，其中真正构成政治、军事同盟关系的时间不过十余年。无论如何，到1960年苏联撤退在华苏联专家、中苏分歧公开化时，中苏同盟解体的命运实际上已经注定。从那时起，中苏分裂的过程究竟是怎样发生的，中苏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究竟在哪里，就一直是许多历史学家和国际关系专家关注的问题。1990年代以来，由于原社会主义阵营各国档案文献大量解密并开放，把中苏关系史的研究推上了一个新台阶，其中涉及中苏同盟破裂的过程及原因的讨论层出不穷，硕果累累。[2]这些论著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分析了中苏关系变化的外在表现和内在根源，尽管说法各有侧重，但问题是越来越清楚了。在这样广泛研究的基础上，笔者希望把讨论进一步深入下去。

      提出问题：对中苏关系的理性分析及非理性因素

      在讨论具体问题之前，有必要先提出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对此，笔者也是有感而发。2004年10月，笔者受邀到华盛顿参加了一个对美国冷战时期情报分析报告进行评估的特殊的学术会议，并因此而提前看到了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IC）最新解密的一些非常珍贵的原始档案。这些被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罗伯特·哈钦斯（Robert Hutchings）称为“代表美国政府最具权威性的评估”的文件，是中央情报局自1948年至1976年间对中国大陆各发展阶段局势、政策、前景的评估和预测。[3]其中最令笔者感兴趣的是中苏分裂前夕美国人对中苏关系状况和前途的判断，而更令人意外的是，这些判断几乎都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

      以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为例。危机前，中情局在1958年5月的报告中估计，“只要中国认为可能陷入与美国的军事冲突，他们就不会采取公然的军事侵略”。“只有估计美国不会进行军事干涉，他们才会做出以军事行动夺取这些岛屿的决定”。[4]事实是，3个月后毛泽东就下达了炮击金门的命令。当时毛泽东确实考虑了美国干预的可能性，不过他巧妙地利用了中苏同盟作为威慑力量，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显然是中情局始料不及的。[5]危机后，到1959年7月，中情局又估计，“几乎可以确定，中国共产党人将不会让台湾海峡的局势永久地保持平静”。虽然不会进攻主要岛屿，但“大概会继续对该地区保持零星的军事压力，如偶尔的海军或空军演习。随着时间的发展，他们将采取一些手段在台湾海峡试探美国的意图。他们随时都有可能袭击由国民党人控制的一个或更多的较小的岛屿”。[6]可是，直到毛泽东去世，台湾海峡再也没有发生任何军事冲突。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恐怕就是中国已经失去了苏联这个强大的后盾和依托，而这又是美国人当时没有估计到的。

      再看核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