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起源问题，中外学者多年来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讨。在西方比较流行的论述中，过份强调了面对50年代后半期苏联的风云变幻，中共领导人之间的政策分歧和权力斗争。但是，近十年来中国新出版的大量文献和史料表明，中共领导核心之间对于苏联问题的认识和政策基本是一致的，即使稍有分歧，刘少奇等领导人也是立即以毛泽东的意见为准。尤其在对斯大林逝世后苏东风波的回应等问题上，中共领导核心完全听从毛的决策。此外，就探讨文革起源而论，比权力斗争和政策分歧更值得重视的一个因素，是毛泽东的政治哲学，例如他那一整套辩证法、矛盾论、斗争观、两点论、两分法等等。因此，本文将中共领导核心视为一个整体，探讨其怎样在毛泽东政治哲学的指导下，在对苏联非斯大林化运动等国际风潮的回应中，一步步走上了文革之路。
毛泽东的文革政治理念，鲜明地表述于经他本人审定的1967年11月6日两报一刊社论中。社论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样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必须充分注意识破“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选择苏联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纪念日来阐释这个理论，是意味深长的。社论提醒人们注意这个理论缘起的国际背景：“苏联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被现代修正主义篡夺了政权，逐步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给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提供了很深刻的历史教训”，“要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从内部来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走上‘和平演变’的道路”。尽管中国内部各种矛盾的发展是导致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原因，但一些国际因素也影响了中国内部矛盾的发展和文革的发生。反对西方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防止苏联“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在中国取得政权，这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苏联非斯大林化运动的反应，也是文革缘起的国际背景。
一 苏共二十大的影响：探索中国社会的内部矛盾
自两极对立的国际冷战格局形成后，中共鉴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革命的敌对态度，选择了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尽管中国领导人并不情愿照搬苏联模式，而试图探讨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但两大阵营对抗的冷战格局，以及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仍对中国实行的围堵和禁运政策，使得中国在开始经济恢复和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时，只能依靠苏联的援助，基本上照搬苏联的模式。然而，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相继发生捕杀贝利亚、平反冤假错案、加强农业发展、质疑以重工业为中心的方针、转变对南斯拉夫的态度、更换斯大林选拔的接班人等一系列事件，这使中共领导人意识到斯大林的苏联建设模式中存在某种错误和问题。毛泽东在“以苏为鉴”的思想指导下，从1956年2月开始听取34个部委的汇报，进行调查研究，总结中国自己的经验。
恰在此时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作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贯彻集体领导原则、反对个人崇拜、争取同资本主义世界“和平共处”等一系列重大决定。特别是赫鲁晓夫关于揭露斯大林错误的秘密报告，在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中引发了非斯大林化的风潮。中共中央政治局对此高度重视，反覆开会讨论。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此举，一是揭了盖子，破除了对苏共和斯大林的迷信，有利于中国自主地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值得感谢；二是捅了漏子，秘密报告的内容和方法都有严重错误，应予补救。对于斯大林问题，毛也持两点论：一方面欢迎批判斯大林的严重错误，特别是斯大林曾经四次错误地干预中国革命，都直接针对着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另一方面毛又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认为更要强调斯大林的伟大功绩，任何政党和个人都难免犯错误。毛泽东的意见引起政治局常委的共鸣。邓小平着重谈了反对个人迷信的问题。毛提议发表文章支持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迷信，并说明中共一贯主张群众路线，反对突出个人。刘少奇认为斯大林的错误不能统统归结为个人迷信，从根本上说是主观不符合客观，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是思想方法问题。毛也同样指出这一点，并亲笔在文章中加写了相应的论述。
经过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和政治局讨论，毛泽东理清思路，4月25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论列了中国面临的十大矛盾关系。他论述每个问题时，都把苏联和斯大林的错误引为教训，对照总结中国的经验。按照当时听众的记录，他对斯大林的批评比后来发表的论十大关系版本更为尖锐。而他对于美国和西方的长处，则持学习、借鉴的态度。例如，论及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的关系时，他指出苏联的办法不好，把其他党派都搞光，只剩下共产党，很少能听到不同意见。中共则采取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许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实际上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对派。谈到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毛泽东认为斯大林抓到一个就杀一个，结果犯了大错误。所谓阶级斗争尖锐化，毛认为“这在一定时间是真理”，“过了这个时间就不是越斗越尖锐”。谈到党内外的是非关系，毛泽东批评斯大林“错误与反革命界限不分，错杀了很多人”。
中共领导人这时努力探索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完成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甚么矛盾和怎样处理这些矛盾。他们最初并不认为阶级矛盾和斗争在这个阶段上还占有重要地位。经毛泽东和政治局审定的对苏共二十大的表态文章，列举了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革新与守旧、先进与落后、积极与消极、唯心论与唯物论、主观与客观、个人与集体等等矛盾，但是没有提到阶级矛盾。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讲话的最初版本，也未谈及阶级矛盾。这以后的一些谈话表明，他当时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国内的剥削阶级已被消灭，阶级斗争已经完结或“基本解决”了。他对斯大林混淆矛盾、阶级斗争扩大化等错误，抱有高度警觉。
显然，中共领导层对非斯大林化的最初反应是温和和正面的。无论如何，当中国正在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斯大林的教训使他们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许多矛盾，其性质各有不同，需要在实践中解决，处理不好就会犯同苏联一样的错误。
二 对波匈事件的回应：扩大民主与区分两类矛盾
中共领导人试图用扩大民主的办法密切党和群众的关系，防止斯大林的错误在中国重演。针对苏联以前在学术批评中的教条主义和乱扣政治帽子的做法，毛泽东4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重申：艺术问题上要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要百家争鸣。随后他又在5月2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公布了这个“双百”方针。
此后，周恩来7月21日在一次会议上指出，从国内情况和苏联犯错误的经验看来，扩大民主具有更本质的意义。他从国家制度方面提出了一些改进办法，如扩大人大代表批评政府工作和检查公安、司法工作的权利。同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更充分肯定并扩展了民主化的尝试。与某些传闻和推测不同，实际上毛泽东事前曾多次审阅和修改了大会的政治报告、修改党章报告、周恩来与彭德怀的发言稿及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等，所以这些文件中的原则性内容都是经他审定的。八大政治报告指出：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任务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认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反覆审阅这个报告和决议草案时，对这些论断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扩大民主的努力还体现在八大通过的新党章和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根据毛泽东“不要个人突出”的原则，这两个文件要求全党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发扬党内民主，反对个人崇拜，密切党和群众的关系，并从党章中取消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
与此同时，非斯大林化运动在东欧国家引起的思想和社会动荡，特别是波兰、匈牙利先后发生的群众性示威和骚乱，对中共认识和解决社会矛盾、扩大民主的进程产生了很复杂的影响。中共中央密切关注局势并不断做出反应，其前后的认识和反应有很大不同。最初，在中共看来，波匈发生的事情充分说明中共关于扩大民主和批评官僚主义是正确的、及时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在7月18日召开的七中全会认为：引起罢工和动乱的极大部分责任要归中央和地方领导人的官僚主义和愚昧无知，事件表明党同人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存在着重大错误。对此，波兰党积极采取措施，克服缺点，扩大政治民主，改善人民生活。中共中央赞赏波兰党的做法，认为他们比较有力量，能控制局势，使群众的不满逐步得到解决。当苏共中央发来电报，表示准备武装干涉波兰党的举措后，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20日紧急开会，一致同意向苏共中央发出紧急警告，坚决反对武装干涉。毛泽东随即召见苏联大使，劈头便说：
我们政治局一致认为，苏联武装干涉波兰是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中共中央坚决反对苏共中央这样做，希望你们悬崖勒马。如果你们竟然不顾我们的劝告，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将公开谴责你们。
随后，应苏共中央邀请，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等人组成中共代表团，于22日赴莫斯科协助苏共处理波匈事件，并劝说赫鲁晓夫改变了干涉波兰的计划。此时，匈牙利事件则愈演愈烈，由于执政党处置不当，矛盾激化，局势失控，情况十分严重。对此，苏共接受了中共对其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的批评，打算撤出在布达佩斯周围的苏军。然而中共对匈牙利事件却有不同的看法，认为由于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策动，其性质已经变为“反革命复辟”，而执政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则失去控制局势的能力。于是，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托，10月31日向苏共中央严厉地指出：撤军是对匈牙利人民的背叛，苏共中央如果抛弃社会主义匈牙利，将成为历史罪人。苏共中央主席团开了一整夜的会，最后决定武装干涉匈牙利。
不过，当时中共中央更为关注的是波匈动乱的原因和经验教训。代表团回国后，政治局连日开会讨论有关问题。11月10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也以此为主要议题。毛泽东将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所犯的错误概括为：对外的大国主义，对内的大民族主义，对人民的专制主义。刘少奇在全会上报告了他对匈牙利事件起因的看法：匈牙利党在执政后没有发动群众进行阶级斗争，反对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经济建设中过多地发展重工业，牺牲轻工业和农业，一直没有改善人民的生活，以致激起群众不满，被反共势力所利用。他认为应汲取的教训有：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限制领导人的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毛泽东在全会的总结讲话中，再次从政治哲学角度指出：对立统一的矛盾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基本问题。斯大林的错误具体表现为否定矛盾，实际上是主观主义，否定群众，个人崇拜，个人独裁。波匈事件表明，（社会主义社会）有问题、有矛盾存在。革命就是解决矛盾。今天中国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国内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一般来讲，不是对抗性的，可是如果解决不好，就可能变成对抗性的矛盾。为了防止这样的变化，他宣布明年要进行一次大的整风，主要是整“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
但此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John F. Dulles）关于“改变共产党世界的性质”的言论，以及铁托对“斯大林主义份子”的激烈抨击，也引起中共中央的极大反感和警觉。在政治局的集体讨论中，毛泽东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区分“敌我”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思想。他在12月4日给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的信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敌我之间用镇压的方法，人民内部用说服和批评的方法。“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即是说还没有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一个长时间内存在）。”这里已经流露出他在波匈事件后对阶级斗争问题的新思考。根据政治局的反覆讨论和毛泽东的归纳，《人民日报》编辑部12月29日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开篇即提出应把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作为观察国际问题的“根本立场”。文章认为匈牙利事件和杜勒斯的言论提醒人们，不能忘记世界范围的阶级斗争和国际冷战中的两极对抗。在这种背景下，这两类矛盾会在一定条件下转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