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以来，日本在以政治大国为目标的国家战略牵引下，军事发展以不可阻挡之势大幅跃升，特别是1995年日本第一次修改《防卫计划大纲》以来的十年间，日本在军事战略调整、军事力量建设、作战理论创新、体制编制改革、信息技术发展、武器装备更新等诸方面均有“大手笔”、“大动作”。其中，尤其以军事战略的调整幅度最大、最具颠覆性。日本安全保障会议和内阁会议于2004年12月10日批准出台的最新版《防卫计划大纲》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众所周知，战后日本的军事力量是在两大“屏障”的规制下发展起来的：一是日本的自我约束性政策，二是美国的政策把握。比较而言，前者比较表象、具体，有明确的政策性规定，诸如宪法第九条、“专守防卫”原则、“基础防卫力量构想”、“无核三原则”等等。后者则较为隐性、宽泛，其决定性因素是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利益及其对日关系。不可否认，前者对于日本的军事发展的确构成了一定的规制，尽管这一规制是有限度的。事实上，在冷战时期日本重建军事力量的过程中，不得不花费很大的精力，利用种种变通手法，对上述政策进行扩大化解释，以寻求政策底线的最大扩展。相比之下，美国在对日军事政策的把握上却是扶持大于约束。

　　冷战结束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美国为了维护在东亚乃至全球的安全利益，特别是在9·11事件后，美国以反恐名义发动伊拉克战争以来，对日本所能给予的军事合作产生了更为迫切的战略需求，这就使得它对日本在军事上的限制越来越失之于宽，结果便是政策底线的宽泛，它甚至积极策动日本在不脱离美日军事同盟的基础上，尽早摆脱政策限制，发展除核力量以外的常规军事力量。与此同时，日本的内部环境对摆脱军事发展的各种限制也越来越有利，这包括国家战略的牵引、政治社会气候的变化以及“新国防族”的强势崛起。自1996年以来，日本在军事上向底线冲击的姿态更是剑拔弩张，随着形形色色的相关法、特措法以及日美间双边军事安排的逐一到位，日本的底线突破战略正越来越迫近其终极目标。

　　在“新大纲”出台前两个月的2004年10月4日，小泉首相的私人咨询机构“安全保障与防卫力量恳谈会”向他递交了一份题为“面向未来的安全保障与防卫力量构想”的报告，其中提出的“统合安全保障战略”可以认为是日本新时期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架构。其基本内容是：以多能弹性的防卫力量为核心，通过“自主努力”、“同盟关系”和“国际合作”三种手段的相互结合，实现“保卫日本安全”和“改善国际安全环境”的两大目标。

　　在这一国家安全战略的指导下，“新大纲”具体描绘出了日本新军事战略的总体轮廓。其特点是：

　　一，先制性本土防卫。这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包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弹道导弹扩散以及国际恐怖活动在内的新型威胁和对日本的和平与安全构成影响的多种事态”的综合处置，二是对“大规模侵略事态”的防范。作为具体措施，则提出了调整体制编制和防御态势、包括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在内的武器装备研发与技术革新、人才队伍建设和作战理论变更等多方面的内容。对于事态认定标准、军事手段运用的时机选择，“新大纲”没有提及，但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以往日本相关的法律规定中找到答案。继1997年9月新的《日美防务合作指导方针》提出模糊概念的“周边事态”之后，1999年5月的《周边事态法》又提出了“准有事”概念，即，如置之不理则可能发展成为对日本的直接武力攻击之事态等，这就将对事态的认定提早到了“有事”前。其后，2003年6月通过的《武力攻击事态法》进一步提出了“推断有事”的概念，声称“有事”包括“预测可能遭受的武力攻击事态”，将“有事”的外延进一步扩大。而日本对“有事”的处置